1946年，国民党同意释放叶挺，却要求中共放回马法五；刘伯承亲自护送，不料途中竟险遭暗算。
1945年抗战刚刚胜利，全国人民都盼着和平建国，蒋介石却暗中调兵遣将。当年10月，他派出了高树勋的新8军、马法五的40军等精锐部队共计四万五千余人，气势汹汹地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。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，毛主席直接给刘伯承、邓小平下达了死命令：不惜一切代价阻拦这三个军北进。
打仗拼的从来就不单单是武器，更是人心。当时在国民党阵营里，高树勋将军的处境十分微妙。他本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将，抗战期间立下汗马功劳，甚至亲手活埋了准备投靠日本人的结拜兄弟、大汉奸石友三。可就是这样一位抗日名将，却处处受到蒋介石的排挤和提防。抗战刚胜利，蒋介石就玩了一手“调虎离山”，剥夺了高树勋的兵权，连国民党六大选中央委员，全国集团军总司令里唯独把他排斥在外。
蒋介石的这种打压，彻底把高树勋推向了起义的边缘。在刘伯承、邓小平的精密部署和中共地下党员王定南的策动下，高树勋在战场上果断率部一万多人宣布起义。这一下，彻底抽干了国民党军的底气。高树勋一撤，剩下的马法五部队瞬间陷入了我军的天罗地网。刘伯承元帅用兵如神，迅速收网，全歼敌军近三万人，堂堂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，就这样成了我军的阶下囚。
马法五被俘，让蒋介石在面子上极其挂不住。到了1946年初，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，共产党方面严正要求释放政治犯，其中最核心的诉求，就是要求无条件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。蒋介石原本咬死不放，但为了换回他的心腹爱将马法五，最终被迫点头同意。
咱们平心而论，叶挺和马法五虽然同为被俘的高级将领，但两人的遭遇和所代表的信仰，可谓天差地别。
马法五是在进攻解放区、挑起内战的战场上被打败俘虏的。即便如此，他在我军阵营里依然享受到了极高的优待。刘伯承司令员不仅没有为难他，还亲自设宴款待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展现了共产党人宽广的胸襟。
反观叶挺将军，他的被捕，完全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炮制的千古奇冤。1941年1月，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奉命北移，却在途径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，遭到了国民党八万重兵的蓄意伏击。那是一场无比惨烈的血战。新四军将士们在弹尽粮绝、孤立无援的情况下，与敌人死磕了七天七夜。
在突围无望的最后关头，为了保全身边的战士，叶挺将军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。他折断了从不离身的手杖，毅然决然地下山与敌军谈判，企图以一己之躯为部曲赎命。结果，国民党方面毫无信义可言，当场将其无理扣押。
在长达五年的牢狱生涯中，叶挺将军向世人展示了什么叫作真正的硬骨头。国民党为了招降他，可谓费尽心机。顾祝同派人去当说客，达官贵人轮番上阵，最后连蒋介石都亲自出马了。老蒋软硬兼施，许诺让他去第六战区当副司令，只要他肯低头。可叶挺将军的回答却犹如惊雷：“我不能这样做，请枪毙我吧。”
1946年3月，交换战俘的协议终于要落地了。这便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一幕惊险瞬间。
按照约定，我方需要将马法五送到指定的交接地点。在当时剑拔弩张的局势下，这本是一个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危险差事。刘伯承司令员为了向全国人民展示共产党追求和平建国的博大胸怀，决定亲自出马，护送马法五一程。
刘伯承带着随行人员，与马法五一同踏上了送归之路。一路上，刘伯承依然保持着极高的风度，与马法五谈笑风生。可是，对面负责接应的国民党将领在得知护送者竟是威震天下的刘伯承后，心里却生出了极其阴暗的歹念。
在部分国军极端分子的算盘里，刘伯承是我军的核心统帅之一，如果在交接防线的边缘设下埋伏，趁着护送队伍警卫单薄，直接对刘伯承下黑手，将其扣押甚至暗杀，那绝对是大功一件！他们暗中调遣兵力，枪口已经悄悄瞄准了交接区域，准备伺机而动。
然而，阴谋最终未能得逞。一方面，刘伯承身经百战，虽然表面上轻车简从、从容不迫，但我军在外围早就做好了极其严密的接应和防范部署，绝不会给敌人留下任何可乘之变。更重要的是，刘伯承身上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凛然正气，彻底震慑了对面的宵小之徒。
就连马法五本人，在亲身感受了共产党的优待和刘伯承的坦荡后，内心也受到了极大的触动。面对自己阵营里那些蠢蠢欲动的特务和将领，马法五深知如果此时国军敢动刘伯承一根汗毛，不仅他自己性命难保，国民党在道义上也必将彻底破产。在多方因素的交织下，国军将领最终没敢扣下扳机，眼睁睁地看着刘伯承安全返回。
一场暗藏杀机的送别，因为刘伯承的过人胆识和我军的严密防范，最终化险为夷。这惊心动魄的短短一程路，活生生地勾勒出了两支军队截然不同的气质。
1946年3月4日，换俘正式完成。叶挺将军终于告别了长达五年零两个月的铁窗生涯，重获自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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